牛津配资官网巴拿马：被水抬升的百年时空

欧阳霞/文巴拿马运河的闸门合拢的时候，我正站在船舷边。闸门一寸一寸地收拢，七万多吨的邮轮被缓缓抬起，水从闸室底部涌入，海平面在十分钟里上升了近十米，没有轰鸣，没有震动，一切都发生在最安静的秩序里。《创世记》写“将水分为上下”，上帝分开的是天与海，而人类在地峡之上，割裂又重新连通两片大洋，咸水淡水在此交汇，厚重铁闸像一本沉默开合的书，反复翻卷着跨越百年的工程史诗。

全世界大约5%的贸易从巴拿马运河经过，每年通行船只超过一万艘。1881年法国人最先动工修建巴拿马运河，平地开凿海平面运河的构想败给了热带疫病与山体塌方，近两万两千名劳工葬身丛林，项目于1889年破产。美国接手工程后调整方案，以船闸蓄水抬高航道，耗时十载方才贯通，又有五千六百余名劳工倒在疟疾、塌方与高温之下，七万人用生命换来一条八十公里长的水路。这是一个被打开了缺口的大陆，运河就像一道缝合线，把太平洋和大西洋勉强缝在一起，可是那道历史留下的伤痕，始终清晰可见。

船行驶在巴拿马运河（欧阳霞摄）

从船上往下看，岸上的棕榈树在后退，像有人把一座森林从水底推上来。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船驶过加通湖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，水面宽阔如海，两岸是望不到头的热带雨林。几只白鹭贴着水面飞过，翅膀在晨光里镀了一层金边。

加通湖水面宽阔如海（欧阳霞摄）

经过巴拿马运河，像读完一部人类和自然彼此博弈的历史，那些精密的工程数据，那些令人炫目的闸门起落，最终都归于这寂静的湖面。

莫拉：无声的民族语言

巴拿马运河的北端是科隆，南端是巴拿马城。我下了船，没有立刻走进那座被高楼大厦环抱的新城，而是往森林深处去了。

车从港口驶出两个小时，两侧的风景从楼房变成了灌木，又从灌木变成了密不透风的丛林，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库那族的村落。那些高大的棕榈树、低垂的芭蕉叶，逐渐取代了城市里的一切秩序，空气中混着泥土和腐叶的气息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
我们走进库那族村落，脚下泥土松软，一群小男孩围了上来，他们推推搡搡地看着我，目光里没有警惕，只有一种纯粹的未被规训的好奇。女孩子们站在更远的地方，羞怯地往这边张望。导游说，这座村落极少接待外来访客。

可爱的库那族男孩（欧阳霞摄）

库那族女人坐在树荫下，拿着针线，头也不抬地绣着她们手中的活计。她们的服饰色彩浓烈，大红色的头巾裹紧额头，衣衫缀着一块叫“莫拉”的刺绣方布。“莫拉”是库那文化独有的织物，多层彩布镂空堆叠，以反面贴绣勾勒飞鸟、走兽与族群图腾，每一种纹样都在诉说着部落的传说，像是无声的民族语言。在巴拿马，莫拉刺绣早已是国家的文化符号，甚至远赴北京、重庆展出，可在闭塞闷热的雨林村落里，它只是妇女穿在身上的日常装饰。

库那族妇女制作传统刺绣“莫拉”（欧阳霞摄）

一个白发年轻人站在不远处，沉默地望着我们。他的皮肤近乎雪白，头发浅得像被太阳漂过一样。导游说，库那族的白化病发生率是所有民族中最高的，约每150人中便有一名白化族人。我不知道那是基因的偶然，还是某种深幽印记，当地称他们是“月光之子”，是族群神话里靠近神明的存在。我望向那个年轻人，他便转过身去，留下一个单薄的背影，像一道被刺眼的光灼伤了的影子。

离开村子时，那群男孩还站在路边的树荫下，朝我们用力挥着手。他们追着车跑出了村口，像是要把这个下午再留得久一点。我大声地朝他们喊着“再见”。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懂，但在那一刻，语言根本不重要了。

双城记：被切割的时空

从部落出来，车往回开，密林渐渐退去，楼房重新冒出来，像一幅被慢慢展开的画卷。

巴拿马城和库那族部落，像是被放在天平两端的两个世界，中间只隔了一个小时的车程，却恍如隔世。库那族妇女还在用针线绣着莫拉，而巴拿马城的高楼里，西装革履的白领正在用电脑敲着金融代码。我曾在一部纪录片里看到过类似的画面，镜头从肯尼亚的原始部落一路推到内罗毕的摩天大楼，中间没有过渡，像两个时代被生硬地剪接在一起。而巴拿马的不同在于，这两个世界并存于同一个城市里，像一个人同时穿着西装和草裙，不解释，不调和，理所当然。

巴拿马城新区高楼林立（欧阳霞摄）

巴拿马城的新区，像任何一座国际都市一样忙碌。我站在路边等红灯，对面是玻璃幕墙的反光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不远处，一艘货轮正缓缓驶出运河，汽笛声隔着几条街传过来，低沉而悠长。两种时空并行的荒诞感，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笔下那些融汇了真实与虚构的街道，他笔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种“同时是过去和未来”的气质。巴拿马给我的感觉更直接，它同时是原始和现代，森林和钢筋，手工针线和自动闸门。

残钟：沉默的见证

傍晚，我走进了巴拿马老城遗址Panamá La Vieja，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在此建立了美洲太平洋沿岸首座欧洲城镇，1671年遭海盗摩根劫掠焚毁，此后再未重建。如今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，几堵被岁月啃噬过的旧墙，在夕照里泛着暗金色的光。

巴拿马城旧城街头的广州酒楼（欧阳霞摄）

走在那片废墟上，脚下是碎石，眼前是裂开的拱门，残破教堂墙体斑驳风化。西班牙人在这里建过教堂、市政厅、监狱和港口。太平洋的船从这里出发，载着秘鲁的白银、波托西的锡矿绕过合恩角，横穿大西洋运回西班牙。那些船带走了这片土地上最贵重的东西，也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。殖民者在这里立下十字架，也竖起了绞刑架。可砖石遗迹远比强权符号活得更长久，它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，让所有人都变成它的过客。

不远处，有一面墙的涂鸦写着：“LA PATRIA ES DE TODOS”——祖国属于每一个人。我站在那面墙前，看着那行字在暮色里慢慢变暗。这片土地的祖国换过太多次了，西班牙殖民地、大哥伦比亚领土、美国管控运河区、独立巴拿马共和国。政权更迭如同运河水闸升降，岸上世代居民始终被时代洪流反复冲刷，浮沉不由己。

废墟尽头有一座残破的钟楼，傍晚的海风穿过空荡荡的拱门，仿佛那些被火焚毁的教堂仍在响着晚钟。四百年前的船早已沉没，殖民者的剑锈在了土里，而那些被运走的白银，也早已在别处熔铸成不同的形状。只有这座钟楼还在，像一个被时间落在原地的见证者，它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说。

2017年，巴拿马正式与中国建交，而我踏足这片废墟是2011年，彼时两国尚未互通外交，我的护照盖着签证章，可那枚章印之下隔着万水千山，也隔着一条未被铺好的路。